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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旧物焕新生中国都市青年乐享“循环生活”******

　　中新社武汉1月10日电题：让旧物焕新生中国都市青年乐享“循环生活”

　　作者武一力

　　“我带这只小熊去过很多城市，愿今后它能陪你去见更多的山川湖海”……近日，武汉市积玉桥一家咖啡馆小院里格外热闹。在一场名为stooping的旧物交换市集上，大家分享着旧物故事。

图为1月9日，“90后”服装设计师汪艺在店里准备改造一件蓝色长款上衣。中新社记者张畅摄

　　活动发起人王珊珊告诉记者，stooping直译为“弯腰”，引申为“把废弃物品捡回来循环使用”，最初流行于美国纽约。目前，这一行为逐渐在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大城市年轻群体中流行。

　　来自上海的陈思“淘”到了一套心仪已久的旧杂志。她也带来了几本读完的旧书，打算赠送给下一位喜欢的读者。陈思表示，近年来，循环书店在中国多地出现，例如武汉的瓜牛循环书店、上海的多抓鱼书店，都是通过回收旧书，让书籍被循环阅读。

　　王珊珊说，在武汉常听街坊说，“你屋里穿不下的衣服，留给我屋里”，这是“中国式”的stooping。在她看来，旧物循环交换，是互助，也是温暖，更是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。

　　在这场持续两天的市集中，超过3000件旧物被成功交换。王珊珊从中认识了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朋友，她还专门组建了微信群，作为大家闲置物品的“循环中转站”。

图为1月9日，“90后”服装设计师汪艺在店里展示自己设计的成衣。中新社记者张畅摄

　　在武汉开手工店的余川自称是“城市拾荒者”，只要一有空，他就穿梭于家附近的小巷里“拾荒”，那些被遗弃的桌椅、花瓶、沙发，都是他眼中的“宝贝”。余川店里有个极具年代感的茶几，就是用街边捡来的木箱改造而成的。他将其清洗、打磨、刷漆，再铺上新桌布，旧木箱变成了新茶几。余川说，店里80%家具都是他亲手改造的，既省钱、又复古。

　　服装设计师汪艺开了一家旧衣改造店。前不久，有个女孩带着妈妈留给她的旧大衣找到汪艺，大衣款式有些过时，尺寸偏大，但一直舍不得扔。通过重新设计剪裁，这件大衣变得合身且新潮。2022年，汪艺让1400件旧衣服有了“第二次生命”。她说：“我的顾客大多是‘90后’‘00后’，中国有句老话，‘敬天惜物，物尽其用’，将旧衣翻新二次利用，正是年轻人对这种精神的传承。”

　　武汉大学社会问题专家尚重生认为，中国当代年轻人乐享“循环生活”，是社会进步的体现。一是环保，让旧物获得了使用价值的延续；二是体现了年轻人物尽其用、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，通过对旧物的循环利用、加工改造，赋予其新的情感价值、艺术价值。(完)

钱钟书杨绛印象记******

　　邓国治

　　说真的，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，我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、杨绛夫妇。没想到，才得进门，钱老便先申明：“你们作为朋友来访，我这里当然欢迎；若是为的新闻采访，那么，恕不接待。”

　　我只好换掉了身份，从记者变成读者。其实，首先还是读者，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，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。

　　正好杨绛也在家。读过她的《干校六记》，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、幽默的印象，待得见面，却是位恬静、温柔的女学者。几十年风尘仆仆，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。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，随即笑说：“一听说记者，我先是吓一跳。后见他们来意甚善，这才没有用‘太极拳’的方式……”“太极拳”者，是指拳中的“推”式——拒而不纳也。

　　钱老说：“我不愿意宣传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我只想抓紧时间，多做一点事。宣传，只能给我帮倒忙。《围城》出版后，报纸上一登，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、来信的，向我要书……”

　　《围城》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，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，此后暌违30载，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，印数13万册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；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。除了国内出版的，和香港有它的“盗印”本外，译成外文的，便有英、俄、日、德等国文字。《围城》影响可谓大矣。

　　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，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，著名的《唐•吉诃德》、《吉尔•布拉斯》等都是她翻译的。近年来，开始转向写小说、散文，她诙谐地说：“这两年，眼睛花了，懒得看小字、查字典，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——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，实际上是不务正业！”——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。

　　这一“不务正业”，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。《干校六记》由三联书店出版了，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《杨绛小说散文选》。她的文字，情真意真，读来十分亲切；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，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、勒萨日等人的文章。尽管钱老在他为《干校六记》所作的小引里说到“《浮生六记》——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。”《干校六记》还是让人想到了《浮生六记》，也想到了《项脊轩志》、《泷冈阡表》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。尽管时代不同，内容各别，但一个“真”字却是共同的，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。看似身边琐事，细小，甚至是絮絮道来，但由于这一“真”字，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，反而像置身其中，与主人翁共同欢乐，共同叹息，共同着急。我喜欢杨绛的文章，我想，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“真”字上。

　　“文如其人”，钱老夫妇待人接物，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——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。虽是初次见面，但不大功夫，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，很真诚。听说我喜欢书画，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，讲给我听。杨绛已逾古稀，比我年长整整一倍，而她对我们说话，就像同朋友一样，真切而随便，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。钱老也如是，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，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，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，指点着给我们看：“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。喏，你们看，他这里还责备我，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，现在却做不到了。他说这很让他失望……”

　　其实，这是错怪了钱老。人的精力、时间毕竟有限，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、助手，而近年来会议、头衔的有增无减，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。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，什么“吴敬梓研究会”、“水浒研究会”，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……他说：“现在我什么‘会’也不想参加，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，写一点东西。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，我也不想去，都婉谢了……”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“考察”风，和争头衔、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，我感到，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！

　　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，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！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，精通多门外语——他只是自谦地说：“那时要考学位，除主攻一门外文外，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。”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。而其实，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。尤为难得的是，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，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。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《管锥编》，就是他对《周易正义》、《毛诗正义》、《史记会注考证》、《老子王弼注》、《列子张湛注》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，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。这里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、德、法、意、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，不论是纵是横，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。

　　而钱钟书先生，除了融汇古今，博通中外，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，有深厚的艺术修养。杨绛，则与其说是贤内助，不如说首先是同志，是志同道合的伴侣。

　　因为是“印象”，因为钱、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，所以，我只是想到哪里，写到哪里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，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。而且，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。但，心里有些印象，不写总觉得不舒坦——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。姑存于此，且待骂声。

　　(1982年7月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巫邓炎）

[责编：天天中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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